经验经典 躬身实践

——记我校老一辈名老中医刘献琳教授

刘献琳，字璞亭(1928—2000)，山东曹县人。

刘献琳，幼承家学，成年后弃文从医，拜当地名医李光济为师，寒暑两载，侍诊之余，朝夕苦读，终得真传。刘献琳怀慈悲之心精研医术，很快便以擅治杂病而名闻乡里。1958年春，刘献琳被推荐至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深造，结业后分配至山东中医学院工作。他先后担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兼内科教研室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是我校首批被评聘的副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教书育人，潜心临床的同时，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熟读经典 探赜索隐

刘献琳常说，要想精通中医医理，须溯本寻源，从四大经典学起。研习经典的方法，则推崇《素问·著至教论》中提出的“诵”“解”“别”“明”“彰”。

“诵”，是中医之“看家本领”。背诵伊始，虽不一定能通晓原文含义，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若能将经典条文烂熟于心中，临证便可触机即发，且终生受益。刘献琳曾精选《金匮要略》重点条文213条编印为袖珍本《金匮要略原文选读》，供学生随身携带，深受大家欢迎。

“解”，即理解、通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例如，对《金匮要略》第七篇第2条，刘献琳通过层层辨析，认为此乃仲景借卫、气、营、血来说明肺痈的病理变化并揭示其辨证方法。文中“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微则汗出”的“微”字，当遵《医宗金鉴》之说作“浮”字解，提示肺痈初起，邪在卫分，即“风中于卫”“风伤皮毛”，其临床表现是发热恶寒，汗出，脉浮数；再进一步发展，则进入气分。文中虽未见“气分”一词，但“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已是邪入气分的明证。肺主气、司呼吸，外邪犯肺，肺失清肃，则咳嗽加重，气喘，胸满，甚至腹满，咽喉干燥，口渴引饮。邪不在表，故不恶寒而恶热。逮至“热过于营”，则见发热不退，午后及夜间尤甚；热邪蒸腾营阴上承，故由热在气分的口渴引饮，变为“咽燥不渴”，并出现“多唾浊沫”的脓性痰液，提示病变进入成痈期。最后，因“热伤血脉”，使“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则标志着肺痈已进入脓溃期。

“别”，即区分、辨别。刘献琳对学习经典著作时遇到的问题从不轻易放过，或求教师友，或通过研读诸家注释，启迪思路。读注时，喜用“横向比较法”。即同时参阅数家关于同一问题或条文的注释，通过对比分析，择其善而从之。例如，对《金匮要略》第六篇：“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的机理，后世有主阴虚内热者，有主卫阳虚衰者，有云“脉证不合，必有脱简”者，有主阴损及阳，阴阳两虚者。刘献琳认为，本条既言“平人”，当指外无明显病态者；冠以“男子”，又隐含房劳伤肾，肾精不足之意。精血同源而属阴，血为气之母，气属阳。尤在泾、魏念庭之注，虽有简繁，但皆从阴阳两虚立论，且与脉证契合，堪称精注。在指导研究生学习经典著作时，刘献琳也要求他们通过这种“横向比较法”释疑问难，并逐条写出简洁的心得体会，以加深对条文的理解。

学习经典著作，诚然须以反复诵读为基础，但诵读只是手段和方法，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除了博采众家之长，还需不断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而这一过程，就是“明”。如对《金匮要略》第三篇之“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一条，后世注家多囿于“百合病”三字，解读为百合病的治法。对于文中的“阴”“阳”，或从虚热、虚寒立论，或从表、里着眼，或干脆避而不释。惟刘献琳结合临床实际指出，百合病是一种阴虚内热的疾患，属虚寒者极少，将此条定位于百合病治法显然不妥。而百合病又确以正虚为主要矛盾，故仲景实则藉此条导出虚证的治疗大法。也就是说，杂病虚证若见到阴(寒）证者，并非阴之有余，而是阳之不足，当扶阳以和阴；因寒证属阴，虚寒便是阳虚，扶阳则寒自除，故云：“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虚性病见到阳(热)证，亦非阳之有余，乃是因阴之不足，治宜补阴以配阳；因热证为阳，虚热便是阴虚，养阴则热自退。故云：“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刘献琳在近50年的教学临床实践中，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质疑问难，一步一步达到理明识清的水平。

“彰”，是指善于及时总结学习、临证中的所思、所疑、所悟，敢于提出新观点，以发扬经旨，推陈出新。例如，中风病舌强语蹇者，后世多从风痰、瘀血阻滞舌本脉络立论，以祛风除痰、活血通络法治之，用解语丹或通窍活血汤者颇多。刘献琳根据《灵枢》“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之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精能化气，肾气包括肾阴和肾阳二个方面。其中，肾阴是肾阳的物质基础，对脏腑、组织、器官起濡养作用；肾阳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是肾阴的功能表现，对脏腑、组织、器官有温煦生化作用。若肾虚其气不能上至舌下，亦可致舌强语蹇。据此独辟蹊径，以地黄饮子随证加减治之，每获良效。

躬身实践 聚沙成塔

刘献琳临证精于思而敏于行，无论外感、内伤，往往能通过娴熟地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病机、病位、病性及发展演变趋势，施以恰当治法。

方剂是治法的重要载体，没有方药，治法无从体现，也难以完成辨证论治的全过程。然“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故刘献琳一贯反对那种“胸中无方”，临证时广络原野，恣意拼凑药物的组方方式，强调“胸中有方而又不泥于成方”是医生的基本素质。所谓“胸中有方”，是指对经方及后世医家经千锤百炼而创制的一系列确有实效的方剂，从药物组成、剂量、规格、煎服方法、药后调护到其主要适应症，皆了然于胸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或集中一方之药力直捣病所，以迅速收功；或数方合用，组成“串方”或“连环方”，从多个层面祛邪扶正。

总结归纳 执简驭繁

刘献琳善于及时将自己学习中的感悟、治病救疾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与大家分享。其在《论<金匮要略>的脏腑辨证及治疗要点》中指出，肺为五脏之华盖，主宣发肃降，五味中辛入肺，故仲景治疗外邪犯肺者，喜以轻清辛散之麻黄与苦辛温散之杏仁为主药。《金匮要略》所论杂病涉及脾脏者颇多，刘献琳概括为脾阳(气)虚、脾虚水聚、湿热蕴脾、寒湿因脾、脾不统血、脾阴不足六端。其中脾气虚、脾阳虚者，既可见于虚寒性胸腹满痛，又可见于因脾虚带脉不坚，寒湿着于腰部而致的肾着。《金匮要略》所论杂病虽有60种之多，证型也较为复杂，通过运用脏腑辨证，有助于把握病位主体，从而使遣方用药更具有针对性。

刘献琳在总结其治疗面神经麻痹的经验时指出：该病属《金匮》中风病范畴。由风寒之邪侵犯太阳、阳明经脉，气血津液运行不畅，筋脉失养所致，即所谓“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属外风，治之首推牵正散。

衷中参西 融会新知

刘献琳虽出身中医世家，但从不排斥西医，认为无论中医、西医，终极目标都是为病人解除病患疾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促进各自学术体系的完善，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在治疗上，刘献琳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淡泊名利 以德统才

《千金要方》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作为医生，刘献琳在临证中不务虚名，唯求实效，接诊的病人再多也绝不敷衍，尤其对初诊者，总是注意通过恰当的问诊，了解其发病原因、就诊过程、对治疗的反应等，全面收集临床资料，娴熟运用中医理论分析、归纳病机，明确诊断后据此拟定适宜的治法及方药，并详细记录在案。对于疗效不佳者，敢于直面，反复推敲处置欠妥之处及时予以修正。遇到自己经验较少的病证，亦不草率诊治，而是向其介绍术有专长的医生，足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由于善治杂病、怪病，刘献琳门诊量很大，但从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倡导公平就医；对于家境不好的病人，不仅精心诊治，还注意尽量使用简、便、廉、验之方药，为其减轻经济负担。

刘献琳禀性谦和敦厚，在学术上孜孜以求，鄙视“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陋习，笃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注意向前辈学，向书本学，向包括西医在内的同行学习。例如，“五参汤”(党参、玄参、苦参、北沙参、丹参)是他人治疗“房颤”的一张方子，刘献琳通过临床应用，反复验证，发现该方不仅对“房颤”有较好疗效，经过适当加减化裁，还可治疗多种心律失常。如合银翘散治疗感冒后心动过速伴全身明显乏力；合生脉散治疗心肌炎频发早搏属心肺气阴两虚。

在我校工作近五十年，刘献琳始终脚踏实地地对待工作，认真周到地对待病人，严格耐心地指导学生，谦虚真诚地对待同道，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以精良的医术、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师生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