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志强教授：国内外学者历经几十年探索和实践，目前肝癌治疗模式和体系已较成熟，即早期以手术切除为主、联合介入治疗，中期以介入治疗为主，晚期以靶向等系统治疗为主，总体疗效进步显著。尤其近十年来，系统治疗进展迅速，药物种类日臻增多。但在2007年以前，国际上肝癌治疗药物选择几近空白，一直缺乏具有明确临床研究疗效证据的药物，国内患者尚可接受中医药治疗。直至2007年索拉非尼的获批上市，其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药物使肝癌系统治疗正式开启了新篇章。

之后的十年，国内外研究者探索不断，但未能有进一步的突破，索拉非尼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以后，药物可及性进一步提高，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福音。2017年，瑞戈非尼用于晚期肝癌二线治疗适应证在国内的获批，为一线治疗后进展患者提供了有效选择。近几年随着研究进展，肝癌系统治疗选择也越来越多，更多靶向、免疫等药物的上市，为肝癌疗效提高奠定了基础。未来靶向治疗在肝癌治疗中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孟志强教授：TACE治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临床应用以来，历经30余年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为无法手术的中期肝癌患者提供了重要治疗手段。国内的TACE治疗应用相对更加普遍，还包含了部分早期和晚期肝癌患者。治疗手段成熟，其疗效“天花板”必然随之出现。如何进一步突破，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联合治疗是肿瘤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单一的治疗手段、单一的治疗药物都不足以完全满足临床需求。

自2007年索拉非尼肝癌适应证在国际获批以来，关于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肝癌的研究一直在进行。TACE治疗导致肿瘤缺氧，从而释放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进而引起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升高；而抗血管靶向药物可特异性阻断VEGF通道，抑制由TACE所致的肿瘤血管新生，从而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因此，TACE联合抗血管靶向药物应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制联合，但临床探索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前期的数项前瞻性研究都没有获得成功，直到TACTICS研究结果面世。因此，2019版规范新增的TACE治疗“要点论述”，提倡TACE联合分子靶向药物等以进一步提高TACE疗效。附录6“TACE近期治疗进展”中提到了TACTICSⅡ期临床研究结果：TACE联合索拉非尼对比单纯TACE，联合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有明显改善（25.2个月对13.5个月，P=0.006）。这些无一不强调了TACE与靶向药物联合的重要性。

相较于既往多项TACE联合靶向治疗肝癌大型Ⅲ期临床试验的失败，TACTICS研究阳性结果的获得，值得我们深思，也为后续研究的科学设计和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一，TACE治疗时机和次数应以患者实际需求为准，而非机械地按固定时间间隔给予。其二，索拉非尼剂量应根据患者耐受性灵活调整，以保证持续用药从而得到获益机会。

孟志强教授：免疫治疗是近年来肿瘤学领域的重大进步，在肝癌治疗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单药治疗总体客观缓解率（ORR）约为15%~20%，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无法获得疗效。那么，如何使这部分患者肿瘤产生“应答”、改善生存？同样离不开前述的联合治疗策略。免疫+靶向的联合治疗方案在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实践中都显示出了良好效果，使肝癌疗效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ORR提升为30%左右，部分研究初步结果甚至高达40%~50%。机制上，抗血管靶向药物可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改变肿瘤细胞免疫原性，促进免疫治疗药物充分发挥作用。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无疑将对未来肝癌治疗格局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孟志强教授：早期肝癌术后如何有效预防复发，尤其是对肿瘤体积大、数目多、合并微血管侵犯等高复发风险的患者，一直是肝癌治疗领域的难题，也是制约肝癌远期预后的重要因素，采用靶向、免疫药物等进行术后辅助治疗是值得尝试、且有望获得良好结果的探索方向。而对初始无法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通过单药或联合方案的新辅助治疗可使肿瘤缩小甚至降期，进而获得手术机会。

针对中期肝癌，TACE如何与其他手段有机联合进一步提升疗效是未来需要继续深耕的领域。如前所述，TACE联合靶向治疗是可行的方案之一。而对晚期肝癌，靶向与免疫联合治疗方案显示了很好疗效，但长期生存数据尚在随访积累中。相信随着这些研究总生存期（OS）数据的逐渐出炉，精准、优效的联合方案选择也都将更加明朗。

除充分利用现有治疗手段、技术和药物，最大化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生存率以外，精准的获益人群筛选、积极地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及临床病理因素分析也需要我们不懈探索。

综上，过去三年中，肝癌治疗的发展堪称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年。相信并期待下一个三年，肝癌治疗能收获更多令我们惊喜的进步！